这两位是志愿军最后一任司令、政委，回国任要职，他先后与其搭档

1958年，志愿军在朝鲜的部队全数撤回中国，作为最后一任志愿军司令员的杨勇和政委王平回国后，迎来了新的工作安排。杨勇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王平则被调任为南京军事学院政委。值得一提的是，廖汉生与这两位上将分别合作过。

廖汉生是红2方面军培养出来的开国中将，解放后，他在南京军事学院进修，随后被提拔为南京军区学院院长。到了1959年，南京军事学院的政委职务进行了调整，王平在待业几个月后被任命为新的政委。南京军事学院是一个大军区级单位，之前的院长和代院长都是元帅或上将级别。由于当时军兵种逐渐独立办学，南京军事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培养营团副师级干部。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廖汉生接替了这个职务。

起初，廖汉生的搭档是钟期光。然而，由于钟期光的身体状况以及当时的局势，他最终离开了南京军事学院。于是，上级决定将王平调到南京军事学院。虽然王平此前没有从事过军事教育工作，但他依然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政工将领。廖汉生和王平是第一次合作，二人并不曾在同一个方面军或战区服役。然而，廖汉生与王平的搭档并没有持续太久。不到一年时间，王平就被调到北京军区担任政委，接替杨成武的位置，而杨勇则成为了北京军区的司令员。之后，廖汉生也被调到北京军区，与杨勇搭档。

1959年后，沈阳军区进行了军政主官的调整，陈锡联被任命为司令员，赖传珠则担任了政委。北京军区因此出现了政委空缺，于是上级决定将廖汉生调过去。在沈阳军区到北京军区的调动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规律：这些军政主官分别来自不同的方面军。比如，陈锡联是四方面军出身，曾在二野作战；赖传珠则是来自一方面军，曾在四野打仗；杨勇来自一方面军，曾在二野作战；而廖汉生则来自二方面军，曾在一野作战。这些调动配置显现出当时的大军区军政主官基本上都是来自不同山头的将领搭档，以达到某种平衡和配合。 廖汉生在北京军区与杨勇搭档的时间最长，足足有7年，也是他在解放后担任职务时间最长的一个单位。在解放前，廖汉生曾在西北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达4年，后来调任南京军事学院工作3年。毕业后，他在南京军事学院继续任职3年，之后又调到北京军区担任政委，并在该职务上工作了7年。1970年代，廖汉生调任军科院，担任政委2年，之后又回到南京军区担任政委5年，最后调任沈阳军区担任政委2年，直至离开军队。

发布于：天津市